Wu Jianzhong's Blog 建中读书

这两天都在谈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国家准备投数千亿补贴公共卫生改革令人振奋。

但我有一个预感，公共图书馆的“黄金时代”恐怕马上就要过去了。过去十多年之所以政府对图书馆有相当大的投入，是因为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投入的不到位使得政府有较充足的资金用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而一旦文化基础设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健全以后，政府将很难再腾出充足的经费用于图书馆发展了。日本、新加坡等国近几年图书馆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给予我们不少启示：即使在国力相当雄厚的国家，图书馆事业也有一个转变机制、增强活力的问题。况且，我国不久也将进入一个稳步增长或缓慢增长的时期。

我敢说，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国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增加投入、转变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十六字方针不会改变。在现阶段，十六字方针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需要一个深刻领会和积极实践的过程。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冷静地看待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的走势，千万不要盲目乐观。

宋丹丹有句经典台词，就是“我妈说了你就是为火炬手而生的”。其实，人总有期待，小时候更多的是长辈期待，长大了更多的是自我期待。

小时候长辈就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精英道路，那时候叫白专道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给你灌输的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记得上初中的第一天，我把别人打出了鼻血，小学老师知道后哭了。我的理由很充足，因为那个人侮辱我的父母，欠揍。老师说你与别人不一样，自己的前途要紧。

我是幸运的，因为总有人在明里暗里地帮助我。初中临毕业，两位大学来的老师找我谈话，让我读大学，说考察我几天了，还说你的大合唱指挥很精彩。后来还是老师为我悄悄地选了少数语种日语，说学英语的人太多了。我很感动。那时我一心想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报答这些好人。所以，一犯错误，或者一有犯错误的念头，就会“突然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五十多岁了，自己还是那么天真，一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就会内心谴责自己。

与那些一生克己但又一生坎坷的人相比我是很幸运的。但我一直在想，不要亏待有抱负有理想更有克己之心的人。即使他们比你强，或者以后取你代之，也要用宽广的胸怀对待他们，否则他们太可怜了。

给自己打分是很难的事情。

小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做人要谦虚。那时凡是投票时“优秀”少一票的，大家首先会联想到那是被选者的，因为老师说过自己不该给自己打满分。老师说这是一种美德。

现在不一样了，经常会看到满票的。凡是唱出满票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朝被选的人看一眼，因为那人给自己投了一票，不过好象都没有觉得不自在的。

有一次人事处要我填写对领军人才的自我评价。我毫不犹豫地在第二档的合格上打了勾。一方面我觉得肯定有人比我做得好，另一方面我觉得给自己打满分是不道德的。但有人告诉我，你这种做法是吃亏的。

我认了，但我觉得那是无所谓的。从当局级干部起，我得到的始终是第二档“合格”，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得过优秀，但上上下下待我都很好。我在日本和台湾的寺庙里各抽过一次签，都是第二档，所以我都把它看做是最高奖励。

投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评价性的，一种是选择性的。遇到评价性的，凡是没有什么原则问题，我给别人都往高的打，我很理解那些偷偷摸摸打分的，因为玩票也是他们生活乐趣的一部分。遇到选择性的，那就要认真地打分，因为这是原则问题，多选一名就成废票了。

早就听说“世博收藏中国第一人”仝冰雪的大名了，今天一口气读完《中国世博留影》的书稿，让我钦佩不已。仝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书中不少属于稀罕藏品，其中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的七件藏品中，除了我们常见的英国宫廷画家塞鲁斯的油画、希生广东老爷纪念章及耆英号纪念章外，五件均为首次披露。

世博会创办至今已经有160年的历史。虽然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世博会，但早期中国参展都是由外国人代办的，加上这方面历史资料不齐全，很多历史谜团有待解开。以前我们都以为中国人最早参与世博会的是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他于1967年参观了巴黎世博会，并在《漫游随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后来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从馆藏家谱以及英国1852年出版的首届伦敦世博会获奖目录中找到了中国参展品“荣记湖丝”获奖的记录，将中国人参与世博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16年！后来又从2006年美国出版的《中国罗曼史》中找到了出席首届伦敦世博会的中国人是“希生广东老爷”的历史记载。再一次证明了不仅中国展品参与了首届世博会并获得奖项，而且中国人亲身参加了首届世博会开幕式并引起极大关注。可以说，世博历史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解谜的过程。《中国世博留影》为世博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史料。

《中国世博留影》犹如一个万花筒，它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与世博的历史渊源。该书收录了几乎每一届早期世博会中与中国有关的藏品，如从描绘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彩色装饰瓷盖、记载有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中国馆对联的照片，到1937年巴黎世博会翠玉宝塔原版照片等均属罕见。这些丰富的记录一幕一幕地再现了中国参与早期世博会的生动情景。

《中国世博留影》犹如一届艺术展，它让我们体验世博会丰厚文化的同时，也让我们目睹了活跃于世界文明展会的中国身影。从1889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门前的对联“中国有圣人银瓮金船图瑞应、此乡多宝玉珠宫贝阙丽祥晖”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参展者怀着深厚的民族优越感，试图通过独特的中国元素，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中国世博留影》犹如一本教科书，它让我们充分感受了收藏家的敬业精神和执着追求。收藏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一种个人消遣，它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推进现代社会文明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有专家把收藏归纳为“八乐”：即强身健体，潇洒自如；识古学文，德艺双馨；交朋会友，切磋琢磨；积累财富，取之有道；鉴赏把玩，情趣盎然；得失相伴，感悟人生；著书立说，传经播慧；志存高远，善莫大焉。我认为在“八乐”之上，还应增加“探佚考据，服务社会”之乐。仝冰雪的世博收藏，提供了世博历史解谜的依据，促进了世博研究的深入开展。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将有力地推动世博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而且将成为众多世博出版品中引众人瞩目的一朵奇葩。

我们这一代人受孔孟影响太深了，一谈到钱或利之类的就感到不自在。每次讲完课我都怕拿稿酬，实际上不少公众演讲我都是不收费的。

两千年来，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念始终占主流的地位，即使历史上重利的一些学者或学问也都要使用一定的修饰词以平衡人们的接受力。在中国历史上，商是排在最末位的（如士农工商），从商总是被人瞧不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到了要将这种观念或哪怕念头统统斩草除根的地步。现在大家知道从商没什么不好，但这种基于市场经济的西方价值观，中国人是很难完全认可的。

    生活在世俗世界的人不讲利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它。对于社会来讲，要弘扬健康的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讲，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前者让你感到自由，后者让你感到自在。

我喜欢读《东方早报》，它不仅新闻背景报道做得好，而且周末书评栏目很特别。今天该报发表了一篇高山杉“何怀宏考辩《沉思录》版本的来历”的文章。我敢说，这是近年来少见的高质量学术“大字报”。

高文指出了《何怀宏品读沉思录》中不少错误。比如，何文的不少段落抄录了George Long和Pierre Hadot两本书，但没有注明出处，给人以自撰的印象；再比如，何文抄录的语句又有几处错误，就是说连翻译都没有过关。

我不想参与对两者的评论。我欣赏高先生的文章，是因为他批评的不仅是何先生，而且是整个学术界，学术浮躁是当今学术界普遍的现象。在很多学者身上（包括我）都有学术浮躁的问题！

我以前写过一篇博文，指出现在的书评大多是说好话的，商业性书评主导和影响着整个学术界。高的文章犹如一针强心剂，值得整个学术界深思和反省。

学术应该是批判的。真正的学者是不怕批判的，一本书或一种思想只有经过严厉的批判和考验才能真正站得住脚。我们不指望一个人的思想能主宰整个世界。即使他（她）的思想影响过整个世界，但是那绝对不是属于他（她）一个人的。

昨天听一家学术单位领导发牢骚，说因为反腐败连国外的学术会议也去不了了。我只能以苦笑回之。我们也一样，凡是局级干部两年之内最多只能出访一次。对此我毫无怨言，这是规定，有什么好多说的呢?

我很理解，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么大个国家你也例外、我也例外的话，政策还能贯彻得了吗？

管理者与学者不一样，不能老是与别人拼道理。对于管理者来说，在面临决策的时候，是否“合适”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是否“最佳”的问题，两者都符合，那是上上策，但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没有管理灵感和素质的学者只所以当不好管理者，就是不明白这么个道理。

西方有句成语叫“Too far east is west”，“东边过了头就到西边了”，和中国成语“矫枉过正”有点类似，一个有力度的新制度一出台，都可能会有矫枉过正的问题。一个成熟的管理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力图纠正它，而是如何适应它，然后待时机成熟再去纠正它。

有人说以前你一说改革就来劲，现在怎么啦？我只好苦笑回之。

世博会是激励竞争和创新的舞台。早期世博会激励竞争和创新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是评奖。从1851年首届世博会后一个多世纪里，评奖是体现成就的重要标志。

评奖体系是早期世博会最为突出的一项内容。每届世博会都有一个展品分类体系，主要用它来反映办博理念和排列展品。但实际上，繁杂的分类体系只能起象征性的作用，更多的是为了方便评奖。

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有3大类5130个奖。以后逐渐增多，到了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获奖数已经达到了45000多个，以后，随着展示重心由展品向理念的转移，评奖热逐渐消退。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奖牌总数仅为1175。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没有奖项，也不设评审委员会。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开始取消评奖。以后一直到日本爱知世博会为止，世博会评奖体系中止了近40年。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加剧国与国之间产品竞争的方式背离了世博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与世博会重心由展示展品和技术向展示理念和文化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

2005年爱知世博会重开评奖体系，设立了两个奖项：即“爱地球奖”（又名“全球百个生态技术奖”）和“自然的睿智奖”。它表明世博会奖项已经不再是昔日技术和展品本位的奖励性质了。日本爱知世博会重新推出评奖，但改变了原有的做法，给予我们不少新的启示。

2008年西班牙萨拉戈萨世博会延续了2005年爱知世博会的评奖理念和方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正式对外宣布设立三大奖项：即主题演绎奖、展示创意奖和建筑设计奖。

由此可见，新的世博会评奖体系不再把展品和技术的竞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思想、文化和学术的交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仝冰雪先生的《世博会奖牌收藏与鉴赏》精彩之处有三。

一是该书展示了历届世博会奖牌的经典收藏。使读者通过一睹这些奖牌的真颜，细细地品味历届世博会的艺术特色与魅力。正像仝冰雪先生所说的，读者可以“通过欣赏一枚枚奖牌，了解一段段世博会的历史，体味一个个温暖的回忆”。从这些珍藏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仝冰雪先生为世博收藏所倾注的心血和热情。

二是该书解开了世博历史中的一些疑问。过去我们常说上海商人徐荣村获得了首届世博会金奖，仝冰雪先生通过奖牌证明首届世博会并没有设金银铜奖，而是设立了“新发明和新技术”奖、“制造业和手工业”奖、“评审委员会”奖，徐荣村获得的是“制造业和手工业”奖。

三是该书反映了世博会由重展品向重文化发展的趋势。全书用事实表明，从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至2005年爱知世博会之前世博会没有颁发过奖牌，说明世博会已经放弃了传统的评奖体系。该书还说明这一趋势从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就开始了，那届世博会上颁发的不是奖牌，而是官方纪念章。

摄影师告诉我，每个人——无论长相如何——都有一个最上照的角度，问题是如何找到它。同样，每个人——无论聪明与否——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问题是如何发现它。

我家附近理发店有个小徒弟很可爱，可师傅常说他不灵活。我看他挺诚实的，常常鼓励他几句。每次看到我去他都非常高兴，告诉我他又研究出了一套点穴的指法。我深深地被他那认真劲所感动。

时间过得飞快！再过一年多上海世博会就要开幕了。这些年来上海图书馆对世博会的参与度是很高的，有几十位员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世博项目，为世博筹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确立了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应有的社会地位。

我的世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知识背景。最近出版的《世博文化解读》汇总了我近年来对世博会的研究，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提出了“进步、创新和交流”的世博会核心价值体系。

我是怎么提炼出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呢？这要归功于我多年来养成的“图情式”的观察问题视角，也就是说，梳理出每一事件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关联度，然后将它们串联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我对世博研究的切入点是每一届世博会的分类体系。分类法是世博会的灵魂，从历届世博会分类（或主题）体系，可以看出世博会理念体系的演变过程。我发现，每届世博会都是围绕“进步”这一主线展开的，“创新”反映了世博会的文化追求，“交流”体现了世博会作为场所的价值。这三个关键词是一个整体，反映了世博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过去对世博会的研究要么是片段式的，专门研究一届世博会，要么是分野式的，专门研究世博会的一个侧面，很少有人关注世博会的分类体系。具有图书馆学情报学背景的人看问题往往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喜欢从高处望下看，也就是全面、系统地观察问题。所以图情工作者写综述的能力往往不亚于学科专家，有时甚至超过学科专家。这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优势，也是图情工作者的核心能力。

昨晚整理书架，看到年轻时写的两本日记，发现很好笑。如果不作注解的话，后人看了一定会觉得很虚假。比如说，跳进粪坑挖泥。那时因为提倡“当好外交官，首先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所以都怕自己缺乏“普通劳动者”的精神。上面特意安排强度大的劳动，好考验我们这些“骄子”。渐渐地我们这些人的劳动观念也培养出来了，喜欢上了劳动，有时反而觉得劳动可以减轻心理压力。但强度太大了吃不消，所以有几次肩膀实在肿得不行了，就找脏一点的活干，跳进粪坑挖泥是别人最不愿意干的事情，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大家心理都平衡一些。

那时候人不得不学得乖一点，比如说，在床上看专业书的时候边上要放一本政治书籍，以免人家突然掀开蚊帐时，你可以坦然应对，否则人家又要说你一心想做外交官了。

这些事我是很不愿意说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这到底算是虚假还是有心。从小时候起我一直都是很用心的，为了生存，为了达成目标，有时不得不用点心。当然这辈子没当过真正的外交官是一种缺憾。

晚上要到上海师范大学去讲课，早上醒来想起了曾经在上海师大干校劳动的日子。那时干校生活对于我们这些一心想做外交官的学生来讲还是挺艰苦。记得同寝室的一位同学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三个月回一次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一顿。有一次，他回家时母亲还没有到家，他就花了一块钱到菜市场买了一大块肥肉在家门口等着，她母亲看见他难受得哭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为什么不去书店买书呢？那时平均的书价才一、两毛钱。

我从来不吃肥肉，但我饭量比较大，所以那时总是用肥肉与别人换菜吃。有的同学吃饭很讲究，没有荤的吃不下饭，总是把吃剩的往我的碗里倒。现在想想有点恶心，但那时就是这样，生活还是蛮充实的。

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生活上没有什么高要求，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人在，要么吃点速食面，要么就跑快餐店，我最不能忍耐点菜后坐着干等。我特别讨厌陪餐，一般不是必须的我肯定借口推辞。

上海图书馆读者的素质是比较高的。作家王蒙几次来上海图书馆演讲都说过这句话，他说从提问就可以看出上海听众的素质。我接待过很多来上海图书馆演讲或参观的名人，读者要么微笑致意，要么好奇注目，不大会离开座位围观上来。这与价值观有关，读书人见的世面多，不大喜欢盲目崇拜别人。

今天看一本题为《人类怎样认识宇宙》（赵君亮著）的书，突然想起1985年宣传系统干部强化班的一场报告，那时比较开放。老师讲盲目崇拜时，讲到中央某领导到意大利访问，罗马市长送给他一幅古画，这位领导说了一句，“没有哥白尼，我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句话一出口，把意大利人搞糊涂了。不对啊，在哥白尼《天体运行论》正式出版前，麦哲伦已经通过环球航行证实地球是圆的了，即使公元二世纪主张地心说的托勒密也说过地球是球形的呀。

这倒也算了，领导未必什么都懂。但错在记者把它夸大了，将此披露出来，想表示领导知识多么渊博。还好当时看到这一新闻的人不多，要是发生在今天的话，那可麻烦大了。

在知识面前，没有上下级之分。当领导的要谦虚一点，做百姓的要自信一点。

我喜欢观察。有的人提起脚跟走路，有的人拖着脚板走路。前者给人一种精神饱满的感觉，而后者给人一副懒散拖沓的印象。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经常看到校学生会的几个学生，走路昂首挺胸、自信满满的样子，很令人羡慕。

我原来背有点驼，后来坚持昂首挺胸走路，慢慢也改过来了。但稍微不注意，还会驼起背来，因为这样感觉放松一些。

从一个人的站相、坐相、吃相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大概。人一懒就会放松自己，走懒步，说懒话，坐懒姿，睡懒觉……

说懒话，就是说话少气无力，用词也不讲究了，听说有些语言中有懒语，我不太熟悉，也举不出例子，但我相信一定有懒语现象的；坐懒姿，就是一坐下来就往后仰，或躬起腰，给人一幅无精打采的样子；睡懒觉，那就不用说了，其实很多人睡懒觉不是因为疲劳，而是天性懒惰。一个人睡六个小时已经足够了，但有的人一睡就是十个小时以上。

但懒不完全是贬义的，伸懒腰就很好，而且该放松的时候也要学会偷点懒。

《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列入世博的内容，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有些人为此感到诧异，感到失落，我觉得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该静下心来反思我们对世博会的认识了。我们常常喜欢把“世博会拉动经济”挂在嘴边。这次为了吸引全国上下对世博会的关注，媒体又把“拉动经济”炒得火热，似乎给人以唯有世博会才能引导整个国家走出金融危机的印象。

世博会拉动经济，那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根据对爱知世博会的调查，爱知的经济效益为7兆7千亿日圆，解决了45万人就业问题。周边地区的爱知、歧阜、三重、富山、石川五县占75%，达到5兆9千亿日圆。因此，恐怕有人会产生“举全国之力、让上海得益”的误解。

宣传是必要的。日本电通公司在爱知开幕一个月前对世博会知晓度进行过调查，东京周围的关东地区的知晓率不高，电话调查表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爱知有个世博会，因为日本主要的几届世博会都是在关西地区举办的。但爱知宣传的战略值得我们思考，它把让更多的人通过爱知世博会真正体会或体验环保的意义作为宣传的主线。在很多人眼里，拉动经济与环境污染是成正比的，所以爱知组委会注意避免类似的宣传。

世博会是人类文明的盛会。我觉得，上海世博会的宣传应更加突出“上海世博会是我国全面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机遇”这一主线。只有将它上升到这样的战略高度，才能让全国上下理解并接受“上海世博会不是上海的世博会”的宣传。

绅士是男士，他首先应该扮演男士的角色。绅士可能是当官的，可能是教书的，但在女士面前他就是个男士。

对当官的来说，在女下属面前，你是男士呢？还是领导呢？当她走进你办公室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男士，那你应该礼貌地站起来；如果你觉得她是你下属，只要你觉得没什么不自在就坐着接待她。

要当好绅士，就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在社交场合，与女士说话一般应耐心地听女士讲完再插话；打电话时，一般要等对方先说再见再挂机；发短信时，最后回复的应该是男士。当然也有尴尬的时候，对方出于礼貌一直回复你，就好象双方一直不停地鞠躬一样。礼节是必要的，但如果关系很亲近的话，这些就显得多余了。

有的人地位不高，但他有绅士的气质，有的人地位很高，但他缺乏男士的风度。

吉林省图书馆百岁了！

在全国图书馆界，吉林省馆有很高的知名度。3年前，我有幸与兄弟馆的同行参观了位于新民大街的省图书馆。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馆藏程度，吉林省馆在全国图书馆界都是排不上号的，但这座不起眼的大楼却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参观结束时，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给了它一个“软件不软”的评语！虽然与各地蓬勃兴起的现代化图书馆相比该馆在硬件上略显不足,但是这座不平凡的建筑,犹如一棵饱经风霜、负重自强的古树，那一圈圈浓密的年轮上，记录着一代代图书馆人不懈的追求。

吉林省图书馆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展示过它那“软件不软”的实力。尤其是吉林省最近几年兴起的“图书馆联盟”，为全国图书馆界树立起一面旗帜。为了克服硬件不够"硬”的弱点，吉林省图书馆工作者“穷则思变”，发扬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各系统图书馆之间大联合大合作的新路。它不仅仅是图书馆服务方式的创新，更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益尝试。

吉林省图书馆最可宝贵的地方就是它的“软实力”。我相信，有了更现代的建筑，更先进的设施，吉林省图书馆必定会散发出更大的能量！

最后，衷心祝愿吉林省图书馆以百年庆典为契机，勇攀高峰，再创新辉煌！

小时候不懂得什么叫收敛，任性自大。每看完一本书，就要学书里的主人公，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书里的主人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很顺利，都当了全校学生的头。直到上了大学（我们那时叫干校外语培训班），才逐渐改变，开始收敛起来。

那时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是因为宣扬“智育第一”，我成了被“批判”对象。我是一班之长，本来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的，这下好象挨了一记闷棍，失落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二是因为上一年级的一位英语班长出了事。那时班长就是学生的头（没有年级学生会，也没有学校学生会），出了事就是学校的丑闻。其实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只不过画了一些裸体画，检查时又漏出了一些心理秘密，如看到女同学就想到她的身体之类的。集体生活就怕说梦话，一间宿舍睡七个人，经常有人说一些青春期梦话，别人说可以原谅，班长说了就会被上纲上线，所以老是紧张地半夜醒来。不过，从那时起人变得成熟了起来，开始发现自己非常非常渺小了。

收敛是一种人生态度。这些年之所以能有一些社会贡献，跟那时的人生转变很有关系。回想起来，当时这记闷棍挨得很值。人不仅变得更加现实了，而且有点自知之明了。最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

《世博文化解读》最近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如本书英文书名（Core Values of World Exposition）所表述的那样，本书围绕世博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展开。

本书作者通过多年对世博会历史的研究和考察，总结和归纳出以“进步、创新、交流”为主线的世博会核心价值观。作者认为，世博会在160年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核心价值体系。它反映了世博会这一特定活动形式的指导思想以及区别于其他博览会的特性，体现了世博会组织机构、主办方以及参与方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共同意识。世博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有三层含义：“进步”是世博精神和理念的集中体现，并成为贯穿世博会全部历史并指导未来发展的主线；“创新”反映了世博会的追求；“交流”强调了世博会作为场所而存在的价值。尽管作为国际性博览会管理协调机构的国际展览局（BIE）没有提炼过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但作者认为，“进步、创新、交流”是最能体现世博会核心价值观的，而且在历届世博会的实际运行中，确实也遵循了这一条发展主线。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作者在深入探讨和解析世博会发展的基础上，提炼出“进步、创新、交流”的世博会核心价值体系；二、作者从世博会展示分类法的角度对历届世博会进行了深入比较和观察，并对世博会从重展品与技术向重文化与理念发展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三、本书收录了反映作者对世博会独到见解的博客文章以及有关世博会历史的一些新的发现，而且还澄清了对世博会的一些误解。本书分为文选、感言、演讲和媒体报道四大部分。全书图文并茂、形式活泼、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对世博研究以及普及宣传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根据年初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经达到2.98亿，较2007年增长41.9%；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首次超过了21.9%的全球平均水平。有人认为，当网民超过人口的10%时，互联网就将成为主流媒体。不管怎么说，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舆论场。

随着Web2.0的发展，信息传播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偏向“单向传播”的模式逐步让位于“互动传播”的模式。与此同时，信息传播者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在“单向传播”时代，网络信息相对处于可控状态，而在“互动传播”时代，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做信息传播者。随着博客、播客、维基等的广泛普及和大量应用，互联网正在成为公众交流信息、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论坛，成为无所不在的民意的广场。

网络不是可滥用的私器

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早期的网络媒体不仅有着严格的信息采集、制作、传播程序与规范，而且都十分注重舆论导向的社会责任。与这种“高于生活”的模式不同，现代网络媒体是基于“源于生活”的信息表达模式的，网民在网上传播的信息一般都贴近个人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想。当允许大众即兴表达思想的现代互联网一出现，便立刻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与参与。近几年网络的迅速普及和网民数的急速增加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网络媒体是一个新生事物。从传统媒体的发展看，近代报纸用了上百年、广播用了约半个世纪、电视用了约30年才变成大众媒体，而网络诞生没几年就深受亿万民众欢迎。新兴的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一样，需要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

传媒行业，有自己一整套严格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网络既然是大众信息传播的舆论场，就不应该是任何人可以随意滥用的私器。然而今天网络上不道德的行为到处可见。一些人在网上传播不健康信息、刊载格调低下的图片、提供不文明声讯和视频服务；还有一些人滥用“人肉搜索”、“网络追杀”等手段，随意侵犯他人的正常生活和个人隐私；更有少数人肆无忌惮地利用网络，蛊惑人心，混淆视听，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开放空间不等于无约束

互联网是无所不在的公众舆论场，这些年来，已经形成了普通民众都能参与的网上“公共话语空间”。然而，互联网像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造成了网上色情的泛滥、网上赌博的火爆、网络暴力的肆虐等社会问题。应当看到，网络媒体在为打开更为通畅的民主渠道提供了可能的同时，也为低俗化内容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技术手段，乃至为非理性舆论引发群体性或爆发性事件留下了隐患。因此，在如此开放的社会舆论场，每一个参与网上信息传播的人都应该自觉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接受应有的社会约束。

首先，每位网民都应自觉肩负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媒体中，信息从采集、写作到编辑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一道道把关流程和规范。而在网络媒体上，网管们的把关总是滞后的，他们只能对已经发布的信息把关，即使不良信息得到及时删除，但已经被其他搜索引擎抓取的索引信息也是难以根除的。因此，信息把关的责任落到了每一个上传信息者的身上，每一个网民面前都是一道关口，每一个网民都应该主动扮演好把关人的角色。

信息素养考量网络文明

第二，每位网民都应严格遵守网络规范。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如《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等，并且正在研究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网络媒体监管体系。针对网络低俗之风，截至2月24日，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共关闭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内的违法违规网站2962家，关闭淫秽、色情博客276个，公开曝光网站103家，查处了55家违规的网络技术服务商。这些制度和举措，既有利于网络的内容发布和日常运营等规范管理，也有利于确保网民的合法权益，规范网民的上网行为。因此，网民不仅应自觉遵守网络规范，而且应积极参与并影响更多的网友共同维护网络秩序。

第三，每位网民都应努力提高网络自律意识。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有赖于全体网民的社会自觉，在网络制度和规范尚不健全的今天，更需要网民依靠社会道德准则自觉约束自己。因此，每一个网民都应该主动地承担维护文明道德的社会使命，承担净化网络环境的社会责任，任何人都不应该超越法规的约束、跨越道德的底线。

第四，每位网民都应不断提升网络信息素养。在传统媒体中，传播者需要经过严格的职业培训才能上岗。而今天，当每一位网民都可成为实际上的网络信息传播者的时候，网民的自我培训显得格外重要。网民不仅要不断学习和掌握各类新的网络知识和操作技能，而且要努力提高对网络信息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尤其是要学会识别非理性社会舆论和诱导性暴力事件，共同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在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世界中，每一位网民既是传播者，也是网管员，对自己传播的信息进行自我把关。只有当每一位具有网络信息素养的网民真正担当起网络传播的社会责任，我们才能培育出一个文明高雅、开放成熟的网上社会舆论场。

这两天我馆下属的科技文献出版社正在酝酿企业文化的事，我给他们讲了企业文化的一些心得。

我觉得，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从国家的层面来讲，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人类四大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以及中国）中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没有中断过，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力——和而不同的和谐观。中国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方面，如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秦时修一道长城，后来造船业发展起来，为了防止倭寇海上入侵，明时建天津卫等36卫就万事大吉了，但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仅能够与其他文化共存，而且能够将其他文化同化，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但要使得这一伟大的文明持续发展，还要有文字将它们提炼和固化下来。统一的文字系统保证了中国文字没有随时间消失，延续的藏书文化保证了中华文化一直能传承到今天。 

从企业的层面来讲，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文化。企业文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将隐含在组织成员中的潜意识，经过潜移默化发展、相互之间认同、并不断传授给组织新成员以作为理解和感受相关问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沙因，Edgar H．Schein）”提炼出来，然后用文字进行归纳和固化。所以将企业的使命、核心价值观、近期愿景和长期目标等通过企业员工共同提炼并记录下来，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上海图书馆启动组织文化至今已经有6年了，有什么收获呢？就说激励机制吧。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如何创新激励机制。在组织发展的初级阶段，物质刺激还有点作用，但当员工精神愉悦和个人发展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对物质刺激感到厌倦。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要让大家身心愉快，而且有个人发展空间。虽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理想，但员工们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员工对组织及其目标认同的意识增强就是这几年开展组织文化最大的收获。

根据年初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我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域名数达1357.2万，三项指标居世界排名第一。有人认为，当网民超过人口的10%以上时，互联网就将成为主流媒体。显而易见，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舆论场。

中国正处于网络媒体挑战传统传播模式的关键时期。在网络媒体中，“源于生活”的大众文化占有主导地位，网民在网上传播的信息一般都是个人的所思所想。而传统媒体往往比较重视舆论导向的作用，“高于生活”的教育意识更加明显。

随着Web2.0的发展，信息传播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单向传播”正在让位于“互动传播”的模式，互联网进入了一个大众交流的时代。信息传播者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每一个人都成了信息传播者。互联网正在成为公众交流信息的自由论坛，成为公众民意表达的民意广场。

网络既然是大众信息传播的舆论场，那么它就不应该是任何人可以随意滥用的私器。任何参与网上信息传播的人都应该自觉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自觉接受应有的社会约束。然而今天网络上不道德的行为到处可见，个别网民把网络当作私人的“发泄吧”，随意侵犯他人的正常生活，更有一些网络暴民肆无忌惮地利用暴力发泄方式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要高度重视网络的社会舆论作用，高度警惕网络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和社会动荡的源头。

重视网络媒体的作用。要关注网民的社会呼声，尊重网民的自由表达，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网络成为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成为能反映主流声音的传播媒体。同时通过有效引导，使网络民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加强网络媒体的管理。要增强网络管理的主动性，把管理传统媒体的有效方法和成熟制度应用到网络媒体之中。网络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不容轻视，一旦失控，将会对国家安全起破坏性甚至颠覆性的作用。在加强严密的制度管理的同时，要转变观念，倡导化堵为疏的管理理念，培育多样化的传播形态，创新网络传播和管理的新模式。

增强网民自律的意识。网民自律是建设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的前提。网络是社会舆论场，每一个网民都应该自觉地承担维护文明道德的社会使命，承担净化网络环境的社会责任；每一个网民都应该自觉地规范上网行为，遵守网络道德，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规的约束、跨跃道德的底线。

创新网络传播的技术。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新型的网络技术，抢占国际下一代互联网竞争战略制高点。努力研发新的搜索技术和资源组织方式，重视无处不在的网络环境下内容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研究和跟踪现代网络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通畅。

中国第一个学术思潮出现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春秋末期。那时，领主经济崩溃，地主经济形成，人们对周天子的君权神授产生怀疑，引发人世间礼崩乐坏，于是各种思潮空前活跃。

汉王朝建立后，鉴于秦二世统治的教训，社会一度奉行黄老之术即无为而治。后来，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经学研究流行，将儒学的原始文本研究推向极致。

新的玄学思潮在魏晋时期盛行。强调“名教即自然”的老庄哲学又在300年后重回学术界。但玄学未能解决社会问题。

于是，佛教传入中国。佛学替代玄学。至隋唐达到高峰。

后来天台、法相、华严三教派生命力日渐衰微。“不立文字”的禅宗兴起。

隋朝科举制度兴起。佛学衰落，宋代开始了儒学更新运动，推崇程朱理学。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取士的准绳。心学在与理学的争锋中跃上舞台。明朝阳明心学激荡着中国学术界100多年。王阳明被请进孔庙享受与朱熹同样待遇。

明末清初，以汉儒经说为宗，不注重文采的“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

昨天接受一家报社的采访。当问到“你会一辈子扎根于图书馆吗？”，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但后来挤出了一句，“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其实，早年入图书馆这一行并不是我的首选，但全身心投入进去之后，我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原本“枯燥无味”的职业。

一开始我的志向是外交官。由于特殊的原因，我当了大学日语老师。后来，为了改变自己大专的身份，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英国学成回国以后，在等待工作安排的时候，我想过跳槽，向上海的一位副市长写了希望担任政府发言人的信。据说上面还专门来了解过我的情况。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常常看一些时政新闻，很羡慕政府发言人的角色。心想哪一天自己能改行当一个能操几国语言的政府发言人就好了。

我并没有因为选择了图书馆职业而后悔，相反二十多年来我对这一职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然，我是一个适应性比较强的人，如果需要我改行的话，我也会很快调整自己的角色的。重要的是，干一行一定要爱一行。

我喜欢日本的文库本图书，开本很小，便于携带，上周末随市政协外出考察，我随身带了一本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

《金阁寺》描写一个天生结巴而自卑的青年从仰慕金阁寺，到金阁寺阻碍自己对世俗人生追求而彷徨失望，再到目睹住持嫖妓而信念崩溃，最后将金阁寺付之一炬的故事。

《金阁寺》是一部充满悲剧性幻灭美学的作品。从这本小说我们不仅看到作者高超的文学功底，而且感受到了作者极富哲理的美学意味。虽然三岛由纪夫的书我看得不多，但这本被称为“三岛美学之集成”的《金阁寺》确实令人惊叹不已。

我喜欢阅读富有思想性和时代感的作品，思想性和时代感分别代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金阁寺》就是一部极具思想穿透力和强烈时代感的小说。当然话说回来，正是由于三岛由纪夫太过极致的偏执性格，使他在生命鼎盛时期走上剖腹自杀的绝路。

最近很多人在谈论村上春树的一本叫做《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畅销书。书名很奇怪，以前一般不会如此直译的。但如果不是这样直译的话，人们哪里会将它与瑞蒙德卡佛的小说《当我们在谈情说爱时我们都谈些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Knopf，1981）联系起来呢？

其实，我倒觉得这样翻译更好。我不大喜欢用大词汇，口语化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读到一本获得芥川龙之介奖的村上龙作品《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简直目瞪口呆，用当时的眼光看那几乎是一部色情小说。后来才搞清楚，村上龙只所以得奖，是因为他的小说开辟了一个“透明”文学的时代。简单地说，它是通过直观、直白、本能的口语化方式，来表达反体制、反现实的情绪。当然与村上龙相比，同样是现代口语化小说，我更喜欢村上春树的清新自然、脱俗飘逸的风格。

前几天与朋友谈起语言问题，我说，现在的语言体系正趋向于书面语言化。报纸上的文章也好，政治家的演说也好，太习惯于使用书面语言。语言没有节奏和幽默，缺乏个性和色彩，领导也好，群众也好，大人也好，小孩也好，讲话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简直是太可怕了！

但同时，由年轻人唱主角的网络“白话文”运动又走得太远了，我常常被一些词典里找不到的符号或语言所困扰。看来年轻人正在创造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

我好象跨越在两个不情愿的世界里，既讨厌前者，又受不了后者。看来，我们需要一场口语化革命了。

晚上参加外事活动碰到一些老朋友，聊起做学问与做官的问题，很是投机。我们这些搞外事的同学们，都没有把当官看得很重。不过有一点是共识：不让群众看出来你比他高一等，因为能当官未必说明你有能力。

这话有点道理。假如一个当官的能始终意识到这一点，那他就会保持“低调做官”的姿态，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的服务生——“公仆”。

今天单位开职代会。代表们对“2008年工作总结和2009年工作计划”投票表决的结果为“全票通过”，这是所有5项表决中唯一一个没有否定票和弃权票的。我很感激代表们所给予的最高奖赏，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一事无成。我当过人大代表，所以我总是把职代会代表比作人大代表，鼓励他们多提意见，多发声音。我想这就是我们平时尊重职代会代表的一种回报吧。

我觉得做官最大的乐趣是得到公众的认可。要想快快乐乐地做官，就要学会“低人一等”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