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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看待公共图书馆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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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都在谈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尤其是国家准备投数千亿补贴公共卫生改革令人振奋。但我有一个预感,公共图书馆的“黄金时代”恐怕马上就要过去了。过去十多年之所以政府对图书馆有相当大的投入,是因为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投入的不到位使得政府有较充足的资金用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而一旦文化基础设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健全以后,政府将很难再腾出充足的经费用于图书馆发展了。日本、新加坡等国近几年图书馆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给予我们不少启示:即使在国力相当雄厚的国家,图书馆事业也有一个转变机制、增强活力的问题。况且,我国不久也将进入一个稳步增长或缓慢增长的时期。我敢说,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国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增加投入、转变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十六字方针不会改变。
“为火炬手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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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丹丹有句经典台词,就是“我妈说了你就是为火炬手而生的”。其实,人总有期待,小时候更多的是长辈期待,长大了更多的是自我期待。小时候长辈就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精英道路,那时候叫白专道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给你灌输的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记得上初中的第一天,我把别人打出了鼻血,小学老师知道后哭了。我的理由很充足,因为那个人侮辱我的父母,欠揍。老师说你与别人不一样,自己的前途要紧。我是幸运的,因为总有人在明里暗里地帮助我。初中临毕业,两位大学来的老师找我谈话,让我读大学,说考察我几天了,还说你的大合唱指挥很精彩。后来还是老师为我悄悄地选了少数语种日语,说学英语的人太多了。我很感动。那时我一心想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报答这些好人。所以,一犯错误,或者一有犯错误
给自己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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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打分是很难的事情。小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做人要谦虚。那时凡是投票时“优秀”少一票的,大家首先会联想到那是被选者的,因为老师说过自己不该给自己打满分。老师说这是一种美德。现在不一样了,经常会看到满票的。凡是唱出满票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朝被选的人看一眼,因为那人给自己投了一票,不过好象都没有觉得不自在的。有一次人事处要我填写对领军人才的自我评价。我毫不犹豫地在第二档的合格上打了勾。一方面我觉得肯定有人比我做得好,另一方面我觉得给自己打满分是不道德的。但有人告诉我,你这种做法是吃亏的。我认了,但我觉得那是无所谓的。从当局级干部起,我得到的始终是第二档“合格”,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得过优秀,但上上下下待我都很好。我在日本和台湾的寺庙里各抽过一次签,都是第二档,所以
早就听说“世博收藏中国第一人”仝冰雪的大名了,今天一口气读完《中国世博留影》的书稿,让我钦佩不已。仝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书中不少属于稀罕藏品,其中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的七件藏品中,除了我们常见的英国宫廷画家塞鲁斯的油画、希生广东老爷纪念章及耆英号纪念章外,五件均为首次披露。世博会创办至今已经有160年的历史。虽然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世博会,但早期中国参展都是由外国人代办的,加上这方面历史资料不齐全,很多历史谜团有待解开。以前我们都以为中国人最早参与世博会的是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他于1967年参观了巴黎世博会,并在《漫游随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后来上海图书馆研究人员从馆藏家谱以及英国1852年出版的首届伦敦世博会获奖目录中找到了中国参展品“荣记湖丝”获奖的记录,将中国
小人喻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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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受孔孟影响太深了,一谈到钱或利之类的就感到不自在。每次讲完课我都怕拿稿酬,实际上不少公众演讲我都是不收费的。两千年来,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念始终占主流的地位,即使历史上重利的一些学者或学问也都要使用一定的修饰词以平衡人们的接受力。在中国历史上,商是排在最末位的(如士农工商),从商总是被人瞧不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到了要将这种观念或哪怕念头统统斩草除根的地步。现在大家知道从商没什么不好,但这种基于市场经济的西方价值观,中国人是很难完全认可的。 生活在世俗世界的人不讲利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它。对于社会来讲,要弘扬健康的价值观,对于个人来讲,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前者让你感到自由,后者让你感到自在。
学术是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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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东方早报》,它不仅新闻背景报道做得好,而且周末书评栏目很特别。今天该报发表了一篇高山杉“何怀宏考辩《沉思录》版本的来历”的文章。我敢说,这是近年来少见的高质量学术“大字报”。高文指出了《何怀宏品读沉思录》中不少错误。比如,何文的不少段落抄录了George Long和Pierre Hadot两本书,但没有注明出处,给人以自撰的印象;再比如,何文抄录的语句又有几处错误,就是说连翻译都没有过关。我不想参与对两者的评论。我欣赏高先生的文章,是因为他批评的不仅是何先生,而且是整个学术界,学术浮躁是当今学术界普遍的现象。在很多学者身上(包括我)都有学术浮躁的问题!我以前写过一篇博文,指出现在的书评大多是说好话的,商业性书评主导和影响着整个学术界。高的文章犹如一针强心剂,值得整个学术界深思和
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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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听一家学术单位领导发牢骚,说因为反腐败连国外的学术会议也去不了了。我只能以苦笑回之。我们也一样,凡是局级干部两年之内最多只能出访一次。对此我毫无怨言,这是规定,有什么好多说的呢?我很理解,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么大个国家你也例外、我也例外的话,政策还能贯彻得了吗?管理者与学者不一样,不能老是与别人拼道理。对于管理者来说,在面临决策的时候,是否“合适”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是否“最佳”的问题,两者都符合,那是上上策,但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没有管理灵感和素质的学者只所以当不好管理者,就是不明白这么个道理。西方有句成语叫“Too far east is west”,“东边过了头就到西边了”,和中国成语“矫枉过正”有点类似,一个有力度的新制度一出台,都可能会有矫枉过正的问题
世博会是激励竞争和创新的舞台。早期世博会激励竞争和创新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是评奖。从1851年首届世博会后一个多世纪里,评奖是体现成就的重要标志。评奖体系是早期世博会最为突出的一项内容。每届世博会都有一个展品分类体系,主要用它来反映办博理念和排列展品。但实际上,繁杂的分类体系只能起象征性的作用,更多的是为了方便评奖。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有3大类5130个奖。以后逐渐增多,到了1900年巴黎世博会上,获奖数已经达到了45000多个,以后,随着展示重心由展品向理念的转移,评奖热逐渐消退。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奖牌总数仅为1175。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没有奖项,也不设评审委员会。1967年蒙特利尔世博会开始取消评奖。以后一直到日本爱知世博会为止,世博会评奖体系中止了近40年。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加剧国与国之
每个人都有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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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告诉我,每个人——无论长相如何——都有一个最上照的角度,问题是如何找到它。同样,每个人——无论聪明与否——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问题是如何发现它。我家附近理发店有个小徒弟很可爱,可师傅常说他不灵活。我看他挺诚实的,常常鼓励他几句。每次看到我去他都非常高兴,告诉我他又研究出了一套点穴的指法。我深深地被他那认真劲所感动。每个人都有闪光点,但自卑常常抹杀了它们。闪光点需要激活,有时靠自我激活,更多靠他人激活。在我的一生中不知有多少好心人激活过我的闪光点,是他们让我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工作充满期待,从平凡中找到不平凡。当长辈的或者当领导的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尽管有时它们对你来说微不足道,但你的发现对别人来说也许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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